尽管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之间未必是同质的，而是存在质的区别说量的区别说质量区别说等不同的取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犯罪作为被惩罚的对象之一，已经形成更为精细化的研究。
第三个阶段是扩散时期。法国之所以修宪增加具体审查，因为在法国，普通公民无权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申请，这甚至被称为法兰西例外。
当然，欧洲大陆的具体审查与美国式的具体审查还是存在很大差别：首先，欧洲大陆的具体审查只是说合宪性审查由个案而引起，但审查的内容仍然是针对抽象的立法，与个案的案情无关。美国法则采取三步骤法，第一步审查是否存在分类，即立法是否基于某种特征对人进行了区分。虽然德、美在具体审查步骤上存在差异，但整体思路上却有类似性。因为只要是法院提起具体审查，法院势必会承担过滤功能，即相当于法院控制了合宪性审查的案源。而且，联邦制国家为了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建立统一大市场，也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监督州落实自由贸易的承诺，并巩固联邦的权力。
可以说，无论何种合宪性审查模式都会面临这一难题，只不过其困难程度会随着不同模式中合宪性审查机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反观欧洲国家，普遍实行议会内阁制政体。其中，文化表现权属于传统自由权的范畴。
司法适用是法律解释的动力之源。任何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及其他自由时，都负有不得超过自由界限的法定义务。一方面，宪法中的文化条款数量较多[4]，另一方面，宪法文化条款的内在逻辑结构具有积极的制度建构特征，宪法从宣示文化主权到确定国家基本文化政策，再到确认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同时辅之以在国家机构之间配置文化职权，覆盖了文化领域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制度要素。[34]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2011)临民一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
其二，只有享有宪法解释权的机关才有权进行宪法审查。如何激活宪法审查，但又不至于使获得民主同意的立法和重大决策面临经常的挑战，在现有制度模式基础上形成一种适度活跃的审查机制，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设立后解决我国宪法实施困境的有益探索。
[48]因此，多元且平衡的发展方式可能更有利于确保我国宪法的长期稳定发展。[45]从其规范效力的作用方向来看，主要是立法指向的，即主要发挥对立法机关的拘束力，通过课予立法者制度建构的义务，实现基本政策的制度化[46]。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有时被解读为学术自由[23]，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有时被解读为艺术自由[24]。只有跳出普通的立法和司法程序，从合宪性判断的宏观制度视野出发，才能对权力运行的实践有更清晰的认识。
考虑到中国的宪法条文仅有143条并且条文内容不长，文化概念的出现频率还是相当高的。如为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塑造，我国的刑法表现出去伦理化[10]的特征。不论是对相关宪法条款的内在冲突及其解释困境的分析，还是对司法裁判说理混乱的实证分析，都一再反映了中国当下回应不足的合宪性审查实践，亟需在理论上探寻激活我国宪法审查机制的制度关键并加以完善。具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的内容：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条款。
因此，创作中如利用了他人合法权利指向的客体(如作品、肖像等)，并不会导致创作行为‘无效。以第47条为代表的文化权利条款却因为内在的矛盾而减弱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能力。
[5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如何理解宪法第40条、民事诉讼法第65条、电信条例第66条问题的交换意见》(法工办复字[2004]3号)(以下简称《交换意见》)具有宪法解释的意味。(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然而，国家文化义务的边界并不容易清晰划定。但是，其中反映出来的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自由裁量权过高则十分明显。[42]备案审查工作可谓成效显著。专门的审查机构、可操作的审查程序、有活力的司法介入以及符合宪法规定的权力运行逻辑，将改变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不活跃的现状，最终将促使本文开篇所举例说明的由于国家在文化义务履行中的裁量权过大所导致的缺乏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弊端得以解决，使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的要求得到实现。事实上，创作自由不是一个严谨的宪法权利类型的概括。从目前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逻辑出发，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修宪权、宪法解释权、宪法监督权、立法权，对于法律的合宪性质疑，只需要启动法律的修改程序或解释程序，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需要对法律是否合宪进行判断。
公民在行使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的权利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包括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如能够积极的行使宪法解释权，通过解释权的行使回应实践需求，可以起到激活整个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目的。从20世纪初期的再造文明[2]，到21世纪初期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3]，事实上都是这一历史惯性的产物。
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制定有望加快。2.移动用户通信资料中的通话详单清楚地反映了一个人的通话对象、通话时间、通话规律等大量个人隐私和秘密，是通信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属于宪法保护的通信秘密范畴。
其中，在中国，科研自由和文艺创作属于接近思想自由的范畴。我国各级法院并没有被赋予宪法解释权，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也多次在有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明确规定法院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案例3将创作自由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的权利类型的概括。
[3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6272号民事判决书。在缺乏稳定、高效的宪法和法律解释机制的情况下，有关的国家机关往往获得事实上的解释权，从而可以对权力行使进行合法性或合宪性推定。
[47]文化立法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宪法中的基本文化政策条款以及文化权利条款既没有进行过宪法解释，也没有关于文化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发生。合宪性审查机制不需要重新建构，但是需要破题和激活，以释放现有制度的活力。
[32]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27841号民事判决书。以限娱令为代表的国家对文化市场的规制，应客观加以评价，不能简单以新闻媒体的经营自主权或公民的精神自由权加以否定。
[44]参见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没有合宪性审查即意味着我国的宪法解释实践仍然处于极度不活跃的状态。[47]该法第1条明确宣布：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最高权力机关更愿意选择修改宪法或进行立法，而不是宪法解释。
该条是关于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其中对文化权利性质的界定需要进行解释和论证。我国目前制订了大量的文化立法，这个过程还在加快。
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远远快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思想观念的支撑往往需要自上而下的塑造和推动，因此国家在文化上秉持建构主义的理论立场[1]，就成为中国近代化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文化现象。首先，该条前半部分确认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权。
(二)文化立法与文化执法的裁量空间大 国家机关在文化权力行使的内容、方式、程度等方面的自主性程度高。(二)《宪法》第47条释义 《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